务庄试验：新加坡式“自治”

摘要：外来人口的自治急剧增加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，是试验珠三角地区乃至中国所有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共同困惑。

    华夏时报（www.chinatimes.net.cn）记者 江海波 佛山报道
    务庄究竟有多少外来人口？新加魏晨南昌歌友会这个事情甚至居委会主任叶登才也弄不清楚。
    务庄，坡式原为佛山市南海区罗村街道下的自治一个行政村，距南海中心区约20公里，试验去年3月才刚刚完成“村改居”。新加20年前佛山照明扩建时将分厂落户于此，坡式带动其由一个普通的自治村庄成为一个成片的工业园区，也带来了务庄人口的试验爆发式增长。
    如果按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，新加务庄的坡式外来人口有1.1万人；而去年推行居住证制度以来，务庄居委会发现这个数据可能达到1.6万。自治这意味着务庄的试验外来人口将是本地人口的4倍。
    外来人口的新加急剧增加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，是珠三角地区乃至中国所有发达地区所面临的共同困惑。2010年，南海区为寻求基层治理的魏晨南昌歌友会解决之道，曾专门组织去新加坡考察当地社区管理之道。由此，一个参照新加坡经验的基层治理模式在务庄率先破题。
    外来人口难题
    与中国大多数基层治理所遇到的情况相似，财务不清、村务紊乱、宗族与人情关系错综复杂等问题在南海也普遍存在，而巨大的外来人口冲击更是加剧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管理难度。
    南海区民政和外事侨务局常务副局长黄伟明告诉记者，为了破这个题，南海做的第一件事是将村委会改为居委会，然后实行“政经分离”，将经济事务分离出去由经联社负责管理，书记与村(居)委会成员不能在经联社交叉任职。
    但是，珠三角地区村居庞大的人口数量与村(居)委会人员的数量与服务水平出现了极大的反差，政经分离之后的村(居)委会并不能“独善其身”。
    2010年，南海区组织人员专程赴新加坡学习社会事务管理。考察人员发现，新加坡没有居民代表这个构架，但有人民协会与社区理事会，社区理事会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考察回来之后，南海便将新加坡的经验移植到当地，务庄被选为第一个试点村居。
    黄伟明在刚刚听说推行这个经验时，他持反对意见。他认为这个做法与居民(村民)代表在职能上重叠，但他最后还是改变了自己的认识。
    “村(居)委会是依照村民组织法或居民组织法的程序设立，它是以户籍人口为基础产生，但没有涵盖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。”黄伟明说。
    佛山照明南海务庄分公司厂长陈宝仓自1994年便从陕西来到南海务庄。在他的记忆里，本地村民非常排外，当时本地人甚至设立路障哨岗，禁止外地人从村里通过。
    在黄伟明看来，尽管这些年外地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排斥在缩小，但本地人“守土”意识十分强烈。“遇到切身利益的时候，他们的个人意识与宗族意识会很强烈，这就使得村(居)委会与村民(居民)代表制度无法代表整个社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。”他说。
    新加坡经验
    2010年6月23日，务庄正式成立“和谐共建理事会”。理事会成员由当地村民代表、社区内的企业家代表、外来务工人员代表、社会精英(律师、教育界人士)等62人组成，理事长由居委会书记兼任，设4名常务副理事长与8名副理事长。
    吸纳各方精英加入之后，理事会开始发挥它在社会管理上的能量。村民叶潮枝是理事会成员之一，他同时亦是下属自然村东星村经济社的副社长。在他的印象里，理事会为社区做的一个颇有价值的工作是将公交线路引进村里。长期以来，南海的公交车只能通到镇上(即罗村街道)，村民与工厂的工人出行十分麻烦。现在，每一个自然村与工业区都通了公交车。
    除了公共事务得到倡行，居委会的一些行政管理职能亦开始改善。过去工厂员工办理居住证要到居委会排长队，在企业家代表理事会成员的介入之后，居委会开始流动到工厂去办理，既减轻了工作量，也提高了效率。居委会发现，通过与工厂之间的互动，外来人口的管理不再像过去那样紊乱而无头绪。
    理事会秘书长、务庄党委副书记黄洁霞认为，理事会的成立使得干部的观念发生了重大改变。“过去我们一直觉得有什么事情社区干部要亲力亲为自己去解决，做得很累，成效亦不高，现在在理事会层面去运作之后，各个领域、行业的意见都得到了表达，决策范围更广，可行性也更大，推行起来更为容易。”他说。
    理事会甚至开始考虑社区的长远问题。他们开始在原来理事会下设的“两会三部”的基础上新增“文化发展委员会”，并筹得了15万元的首笔文化发展基金，用以支持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，将社区与工厂的人才发掘出来，并增进他们之间的融合。
    “新一代的外来工，要求有文化场所与娱乐生活，企业文化搞得好，员工才有归属感。我们现在正在搞一个粤曲的巡演，这将促进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。”陈宝仓说。
    法律地位之惑
    黄伟明告诉记者，务庄的经验在全南海区推广时，新组织最终被命名为“参理事会”，这也主要是为了将这个新事物与过去村里已经存在的“理事会”区别开来。在珠三角地区农村组织中，有各种职能的命名为理事会的自发组织，但这些组织往往是挂个名衔，理事会成员作为一种荣誉，开会时说几句话，并无太大的实际性作用，更不能发挥社会治理的功能。
    “现在的参理事会，除了发挥说的功能，更要求成员动手去做，去解决各种问题，也赋予了他们更多的责任，不仅仅是荣誉，更是一种义务。”他说。
    务庄党委成员、理事会社会关爱帮扶服务部负责人何炳祥也有自己的困惑。务庄除了有佛山照明的基地，还有为可口可乐等提供玻璃瓶的亚洲最大玻璃瓶生产基地，此外还有国际领先的光伏产业亦落户于此。为此，村里要建一个变电站，以突破电力基础设施的瓶颈。但是，各个自然村都不愿意接受变电站落户。“小集体利益和大集体利益冲突时，事情办起来仍然非常困难。”
    当下的参理事会仍然只是一个议事与决策咨询机构，行使的仅仅是建议权。何炳祥期望参理事会能获得一定的权力，也许这样，务庄的变电站就能更好地解决。
    黄伟明亦考虑过参理事会的法律地位问题，在现有的制度下，只有村(居)委会才具有真正的行政职能，村民(居民)代表大会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。参理事会的意见与前述机构相左时，其作用将大大削弱。
    而今，从务庄到南海区，都在考虑如何解决参理事会与原有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，他们都认为，这是一个重要而又需要审慎推进的问题。